《中国方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100个故事》一书，讲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中国工业遗产经历的转型与再利用。通过合理的改造，这些工业遗产地受到游客欢迎，也留住工业记忆，促进了城市发展和社区融合，创造了更高的经济价值。怎样更好地认识工业遗产转型文旅的未来方向？小城镇的工业旅游开发可以怎样扬长避短？大城市工业社区的改造如何通过社区参与的手段让各方皆大欢喜？《中国方案》编著者、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韩晗接受了专访。

将工业遗产纳入城市未来发展规划

第一财经：《中国方案》中提出了工业遗产价值东西方异同的问题，这种价值观的比较是我们今天谈论工业遗产转型和文旅开发的重要基础。既有文化差异因素，也有工业与城乡发展历程的影响。中国的工业遗产转型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韩晗：目前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价值是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呈现，这是我国工业遗产价值体系的核心。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很大程度上由工业化所体现。经历了1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之后，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见证这百余年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遗产当然是以工业遗产为主。这是我们今天理解中国工业遗产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参照，是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得以实现的价值依归，也是讲好中国工业遗产故事的重要前提。

第一财经：正如工业遗产价值和地方文化价值密不可分，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和城市更新的关系也关联很深。工业遗产文旅项目做得出色，往往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你在书中提到，广州钢铁厂改造为广钢中央公园，很可能将来成为主导城市新中心区形成的力量。可否以广州为例，谈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韩晗：以广州为例，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经验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广州有很大数量的滨水工业遗产，比如太古仓。珠江边的太古仓码头始建于1904年，现在是集游艇码头、展览空间、餐饮场所等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这类改造对处理类似的工业遗产来说非常重要，目前全世界滨水工业遗产再利用都是难题，做得比较好的只有荷兰鹿特丹南部岬角港区、英国利物浦阿尔伯特船坞等极少数欧洲案例。对于南方国家而言，广州的经验很重要，我认为有推广到全国甚至其他地区的可能。

二是广州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是与城市规划紧密切合的，有一种非常鲜明的城市发展特征。广州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这里的经验可以给很多工业城市提供参考。广州在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决策过程中，率先将工业遗产纳入到城市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具有前瞻性。

三是广州工业遗产保护更新与社区参与深度融合，重视人民城市建设的需求，这也是值得学习的。

第一财经：我国由于工业化和“三线建设”等历史性的需要，在城市和农村都布局过各类工业基地。近年来谋划转型时，大城市内的工业项目与远在中西部和小城镇、农村的项目，面临不同的情况。甚至有一些偏远的工业城镇，已呈现收缩状态，或被废弃。不同类别的工业遗产点受关注程度差异较大。你认为，小城市或“三线”地区的工业遗产，怎样改造可以吸引更多关注？

韩晗：这类工业遗产的再利用，首先应当注重挖掘特色。现在我们国内旅游的内需很大，特别是微旅游、微度假盛行，特色小镇建设依然有很大的市场。观星露营、户外拓展、野餐夜钓、科普研学等等，新的旅行需求比比皆是。

以宜昌809小镇为例，这个“隐居”在深山老林中的三线工业遗产，今天成了全湖北省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强示范意义的项目，产生了较大的经济价值。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深山老林当中的很多“三线”工业遗产虽然缺乏区位优势，但如果改造得法、管理得当、应时所需，都能够成为今天都市人迫切需要的桃花源。找到地方的特色，把它打造成工业遗产保护再利用的范例，还能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一财经：在一些大企业所属的工业遗产项目中，文旅开发是一种方向，转型搞园区来招商、找企业入驻办公，对业主方来说，有时候会更有盈利价值。以你们的研究所见，工业遗产保护更新项目运作当中，选择转型做什么的依据有哪些？

韩晗：在我们研究和关注的案例当中，特大型国有企业的工业遗产或者工业区、生活区改造为园区，其决策依据是非常多元的，决策过程也非常复杂，不单单要考虑遗产本体的价值、区位，员工安置、利润回报率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还有国有企业下属二级企业之间的关系、同城市相关企业的合作竞争关系等非常具体的问题。有些时候还要考虑到人事变动问题、企业和地方关系问题，等等。每一次这种改造，实际上都是多方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果不一定是最优的，但一定是一个权力平衡的结果。这是我们观察得到的一个结论。

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方案最好，也许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符合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原则的，不一定在这个企业里行得通。而且，所有重大事项决策有一个专门的议事原则，不太可能像文物保护工作，考虑比较单一，而且就以一个部门的决策为主。企业决策还包括党政联席会议、董事会以及一些重大事项需要向国资委等上级部门请示等，有些改造还要考虑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社会稳定等问题，非常复杂。

社区参与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

第一财经：书中第一部分聚焦社区参与，这是目前城市发展中比较火热的一个话题。对很多工业遗产项目来说，也是难点。工厂职工家属原本的社区、工业遗产项目所在地周边其他人形成的社区，被城市更新吸引来的游客、打卡者等，一起形成了多重关系，有时候还会有矛盾。有没有你印象深刻、认为改造得比较好的项目？

韩晗：社区参与是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必须要走的一条路。可以这样说，大量的工业遗产都有生活区，我们搞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再利用，跟西方的工业遗产改造有本质区别，中国绝不能走西方绅士化的老路，要走“自我绅士化”的新路，那就是要维护“人民城市”理念中的“人民”的利益，要让人民满意，要尊重土地伦理与人地关系。

我想强调的是，社区参与不仅是必由之路，而且已经有很多实践了。我们在书中介绍了一些好的案例，像上海的NICE2035（杨浦区老工厂社区转型为创意社区）、湖北省黄石市的大塘社区（东方钢铁厂老家属区的社区自治与红色物业管理制度）、广州太古新蕾幼儿园（诚志堂货仓旧址改造）、上海曹家渡恒裕老年福利院（上海市毛巾二厂旧址改造）等，都展示了今后我国工业遗产保护更新持续产生价值的重要路径。

但在实践当中，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规模上成系统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社区，我这些年一直呼吁，希望能够在未来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两个有代表性的大型项目，能为今后的工业遗产保护更新指明方向，就像新疆喀什古城这样的活化更新。我国历史文化古城的保护经验更丰富、启动更早，成果也更多，工业遗产保护更新启动比较晚，今后不断探索，一定会有社区参与方面的重要成果。

第一财经：工业遗产内核的文旅项目，开发工业记忆、转化文创IP是一条重要线索。在你看来，要把工业遗产的价值弘扬好，让更多人对工业记忆产生共情共鸣、喜欢上工业遗产IP，有什么好的发展方向？

韩晗：让人民喜欢工业遗产，首先就要降低门槛。高价门票、复杂手续等绝不可取，否则工业遗产是不会被接受、得到普及的。我国开发工业遗产旅游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但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工业遗产因为属于国有资产或部分企业的内部资产，导致完全被与人民群众隔离开了；个别遗产作为文保单位，要进去参观还得“跟领导打招呼”，这真是一种耻辱。这和世界工业遗产保护更新的大势背道而驰，也不符合我国工业遗产再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诉求。所以，做好工业遗产再利用，首先牢固树立人民本位，打破各种条条框框，再谈其他。

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像广州的太古仓、上海的船厂1862、武汉的良友红坊等，都做得比较好，因此具有持续的生命力。据我所知，有些工业遗产项目已经回不去了，成了“二次废墟”。除了外部环境影响之外，很大一个因素就是脱离了人民群众，个别项目如今破败不堪，说是被人民抛弃也毫不为过。因此，工业遗产保护更新既要积累经验，更要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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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鑫

工业遗产城市更新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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